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摆脱贫弱、实现富强始终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国民”与“国家”的双向富强，成为世界强国，这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孜孜不倦探索追寻的话题。
何谓经济学？今人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学经济学的最大作用就是揭示规律、解释现象。让人倍加遗憾的是，由于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持有的傲慢与偏见，再加上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经济学这门独立学科，以致于部分学者动辄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有融入“西方主流”，才有发展前途。这种妄自菲薄的态度是极不应该的。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时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构建富有历史文化特色与新时代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思想体系，当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内容之一。
一、经世济民：道商经济学的崇高使命
一向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学派，对全球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产生过推动作用吗？
2010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被人们称为是“老子信徒”。2013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首日，梅德韦杰夫引用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表达在经济危机下的公共治理问题：世界如果希冀用更加严苛的法律进行治理，只能换来越来越多的人僭越法律成为盗贼。梅德韦杰夫认为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在此之前，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鼻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他于1966年9月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奉老子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对老子道学思想的熟悉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鼻祖是谁呢？他就是与文始真人尹喜、冲虚真人列御寇、南华真人庄周并称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的“通玄真人”文子计然。《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
计然是成功将老子道学思想运用在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践行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巨匠与商业哲学大师。计然学道早通，他以老子道学思想为总纲，又游学各地，糅合他言，经过了自己的融会贯通，遂别生新义，上承道学之祖老子的思想精要，下传道商始祖范蠡以富民兴邦的“七策”，深得老子真传，故而在老子门下众弟子中，文子计然得道尤高。王充在《论衡•自然》中极尽赞誉之词：“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对他大加赞赏，推崇备至。
计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同时他还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中“计然家”的形象代言人。计然家，又叫轻重家。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计然家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以此为治国之道。通过对天人、本末、农商、轻重、国民、虚实的分析研究和动态调控，来实现商业的成功，经济的腾飞，国民的富强，社会的发展。谁能够将这套理论悟透，就可以“上富其国，下富其家”，建功立业，不争而胜，成就圣王之事功也。
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中国传统经济学派（轻重家、计然家）的诞生不但早于西方正统经济学千年以上，更由于其尊道贵德、富民让利的理念高度，对于经济运作过程中的道德归属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有着独到而卓越的解决方案。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在今天，我们将“通玄真人”文子计然所承传的这一脉“计然家”思想体系与“计然之策”，定名为《道商经济学》。
二、利而不害：道商经济学的道德准则
人类社会的竞争，表面上纷乱复杂，各为其主，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在道家看来，究其深层，还是无形制约有形，一道化生万术。如《通玄真经》所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万物变化，合于一道。如果我们能够循其根源，执其精要，“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即可化复杂为简单。那么，这个合万物变化而为“一”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出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语道破红尘滚滚的本质——在残酷的人类社会竞争中，其背后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实质内容，那就是经济利益。无论是三王五帝的帝王之学，还是春秋以来的霸王之道，都逃不出这双善弄风云的经济之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所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生态……都是为了“趋利”而“谋生”，都是在朝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合理流动、奔腾不息。
道家“贵己”。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自利原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纲领，人的自利行为就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而自利与他利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互利。承认自利，尊重他利，发展互利，构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原则的基础。
“自利”与“利他”这两个概念，道教内部是如何看待的呢？正统道藏洞神部《真元妙道要略》告诉我们：“夫利益者，《洞渊》及《元精经》云：自利利他，因果共接，上士能具此功，利益甚深。”
又按《洞真元精经》云：“夫上品者，修行自利利他，形升性具，其功无量，内外普济。中品者，唯利己身，远入幽深，其志弱，其德薄。下品修行，精气漏泄，身既不了，性须别形，炼行不久，偏枯志劣，既历虚有，见身已绝，将脱滞形，悲空夜月，重契阳和，可辞生灭矣。”
无利不起早，这是人之本性使然。经济学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或者是让人们过的更好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了“利”的存在，才有了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的文明发展进步。所以，追名逐利并不可恨，我们不应该去简单否定和批判它。对于“利”，我们可以采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思路进行疏导。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真正的礼义廉耻都产生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而荒废于举国贫乏民不聊生。
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让世界经济学人困惑而纠结的矛盾焦点亦愈发暴露凸显：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如何拨开重重迷云，让《道商经济学》发挥出“经世济民，经天纬地”之用呢？
2500年前，文子计然的弟子越国相国范蠡对勾践建言：“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河北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他对当地干部强调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老子言：“守其一，万事毕。”道商守“利”之一源，谋利、求利、用利、施利，以利入道，以利兴道，以利证道，以利诠释“俗商之利，乃一己之私利；道商之利，乃利天下之大利也”。由此可证：利而不害、阴阳两利的共同富裕理念，堪为《道商经济学》之最高道德准则。
三、阴阳两利：道商经济学的入门法则
作为老子门下最具代表性的弟子，文子计然与其他同门师友相比，其学术体系有何独特之处？
《太平御览》中关于“计然子传”是这样记载的：
计然者，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
老子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学的是什么阴阳呢？是算命吗？是看相吗？是看风水吗？不，这些都不是文子计然的研究方向。他学的“阴阳”是指老子道学中深蕴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学阴阳，首先要掌握好“不易”与“变易”的总体认识。
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无形的存在，它具有“独立而不改”的永恒本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它可以成为天地的产生者。老子通过观天之道与执古之道，他看到了一切事物都是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相互激荡、相互制约，既相反又相成，还相返。有鉴于此，老子提出了他的六字真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万事万物的“变易”（可道）之中，我们既要把握其“不易”（道）的本质，又要正视和接受其“交易”（非常道）的事实，同时还要严格遵循和主动把握其“变易”的规律和法则。老子认为，这是“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的伟大存在。
在老子看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转化的。所谓祸福、尊卑、曲直、强弱、否泰、善恶等对立现象，既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但同时又周行循环，相互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这个既相互生成又相互克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破坏的规律，就是“道”，故“恒也”。日月循环、寒暑更替，四时的生长化收藏，即万物的生长规律，无不包含阴阳交替之中。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经济学的发展。
学阴阳，其次要掌握好“有欲”与“不欲”的研究工具。
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经济学者们通过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而老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他早就提出了“有欲”和“无欲”的两种价值认识观。
老子站在人生的边缘，他以带着超越现实的“不欲”眼光，审视着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荒谬和矛盾，批判人类自身理智的浅薄和愚蠢，以“道”的观点来看世界，得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的结论。自然无为，就是让事物依照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要以外在的力量去干预它、约束它。这是道家思想的本质，也是老子提供给统治者的为政方略基本原则，和留给社会大众人生处世的基本方法。
道家智慧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对人世间一切利害关系转化的深刻洞察。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反”就是事物运动的总规律。所谓“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们只有在“有欲”的主动认识和把握下，在“知其雄，守其雌”的兼顾原则下，才能实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及以少胜多。这对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博弈和商业竞争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学阴阳，其三要掌握好“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
老子通过对天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象的综合观察和成熟思考，他得出了“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整体认识。
计然把老子的这种天道思想具体应用在了经济学领域。在计然看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者，一定要掌握“平粜法”，做到阴阳平衡，农商两利。他举例分析说，用一石二十的极低价格向百姓收买粮食，就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用一石九十的极高价钱卖粮食给商人，就会伤害经商的动力。农民没有了积极性，稻田里的农作物就没有人管理，商人没有了动力，就不买卖货物。所以，粮食出售价不宜高过八十，收购价不低于三十。这样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这种思想，完全就是老子道学中“不如守中”理念的应用体系。
《通玄真经》中说：“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成败、利害、取予、得失的关键，就在于顺应天时，掌握天时的变化而制定方案，确定动静。计然根据天体星象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十二周期循环理论”。他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当岁星处于金星的三年中，大地就丰收；处于水星的三年中，就会遭遇灾祸；处于木星的三年中，就会收获平平；处于火星的三年中，就会遇到旱灾。所以，能帮我们安然度过灾祸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识，和平时充足的准备。
学阴阳，其四要掌握好“买进”与“卖出”的对应关系。
根据市面上货物流通量的多与少，就可以预测出价格是贵的还是贱的，这就是经济学原理中最为朴素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最早论述。如何将阴阳学说中的“动静”思维运用到商业与经济领域呢？
计然提出的“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观点，这体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阴阳转变，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在商品的价格波动中，贵了就要把它像粪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珠宝一样买进，这反映的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真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所有财富的使命是用来流通的，只有利用经济规律如同流水一样快速流通周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学阴阳，其五要掌握好“实体”与“虚拟”的对应关系。
老子是哲学思想家，但是他的真知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不但研究了商业与商人，老子还进行了诸如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等跨行业研究。
《道德经》第十一章言：“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车辆制造、陶器加工、建筑居室修造等诸多实业制造有着研究认知的智者老子。而后来的计然、范蠡所提出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理论，以及范蠡在实体经营中的巨大成就，也是得益于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合的思想观念。
学阴阳，其六要掌握好“有余”与“不及”的对应关系。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是天运更是人祸。这种人祸的酿成和放大，源于人心的贪婪和不公，是殷、周之时“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的恶果。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社会经济的不健康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失衡，就在于统治者与民夺利，过分地剥夺和伤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正是由于统治者太多的人为干预，限制和左右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演变规律，社会才会出现动荡不安。
统治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去甚、去奢、去泰”，减损自己的欲望；其次保持“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良好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要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原则，降低政府对于市场过分的人为干预，不轻易发号施令，以免破坏和影响“微观”市场的自发自律。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用好“中和”的原理，进行贫富与有无的宏观调控，“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只有在“天之道，利而不害”的最高原则指导下，万物才会因为得到“利”这个“一”，而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出生生不息之新意。在老子看来，如果侯王能够谨守和把握好上述原则，天下将自宾，万物将自化，五湖四海的财源将会滚滚而来，自动归顺臣服，社会亦将和谐稳定，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老子一方面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批评，同时又抛出了吸引消费需求的“乐与饵，过客之”策略。对于稀缺性的转化和价格波动规律，老子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他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逆向思维观点。为了防止阴阳矛盾走向反面，背道而驰，老子告诫世人，我们应该“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计然深刻感悟到：一朝一国之兴，往往兴于为公而衰于自私，兴于利而误于害，兴于让而废于夺。所以，计然对“无为”的理解就是：“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他秉承了老子“慈”、“俭”、“自然”、“守中”的思想教诲，倡导低碳、环保生活。他提出了“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鷇卵不探，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的主张。对自然资源采取了有节制的利用和开采，对正处于生长期的幼小生灵发起了爱心保护的呼吁，这种讲究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才是富国利民之道。
学阴阳，第七要掌握好“财货”与“生命”的对应关系。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阴阳之道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阴阳是转化变易的，一切现象界的事物都是不长久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宇宙万物皆平衡，凡事不可走极端。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问我们：“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到底是虚名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到底是身体值钱还是财货值钱？到底是拥有后产生的问题隐患多，还是失去后产生的麻烦问题多？过份地贵重爱惜名利地位者，必有无辜的耻辱和大破费；过多地收集珍藏资金财物者，必有惨重的损失和大灾难。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算账后，就自然会明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会“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并最终恍然大悟——“知足之足，常足矣！”唯有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懂得知足知止者，身体生命和事业才会长久平安。
文子计然认识到，“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而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则是“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无论是以道治国还是经商，都要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公心为心，不要自满自持。根据百姓的缺乏和盈余，帮助和诱导他们进行生产，积累财富。这样一来，天下诸侯争相学习，自然长盛不衰。
后世道教学者杜道坚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
结束语
《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道商经济学不是追逐钱财“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富人游戏，而是经世济民“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伟大情怀。如果我们能够常怀道心，广布道德，依此而行商演道，必将上富其国，下富其家，利己利他，功满德就，代代相传，惠泽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