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不同时代的优秀思想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庄子的重要贡献。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新义》中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庄子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丰富、深邃、具有独特魅力的思想，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华文脉的形成和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庄子思想与中国哲学
庄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之大，可以借用章炳麟《庄子解故》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共同奠定了道家哲学体系的基石。除此之外，庄子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难以尽述。这里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魏晋玄学为例，来说明庄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庄子》与《易经》《老子》并称“三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有“《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的说法，将《庄子》排在首位，反映了庄子思想在玄学中的巨大影响。诚如闻一多在《古典新义》中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正始年间，士大夫崇尚清谈，《庄子》成为当时玄学家谈论的主要内容。“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发挥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
阮籍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三国志》说他“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在行为特征上，阮籍有庄子的遗风，他隐居山林，纵酒谈玄，表现出一种放任不羁的叛逆精神。而在思想上，阮籍继承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本性、真性。《庄子·马蹄》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主张取消世俗社会仁义礼乐对于人性的束缚和羁绊，让人和万物一样顺应自然而生存、发展，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上去。阮籍则提出，纲常名教被权贵阶层利用，给人们套上精神枷锁，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只有引领人们回归自然之道，才能恢复人的本性和真情。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借大人之口，抨击“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权贵阶层和“上下相残”的社会现实，挞伐权贵们“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控诉名教对人性的摧残。在《达庄论》中，阮籍发挥庄子“齐物论”思想，提出“以死生为一贯，以是非为一条”，一切都是相对的，应该破除绝对化的认识。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回归自然之道，体悟道德之妙。这些观念，都是对于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另一位玄学人物嵇康，《晋书·嵇康传》称其“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嵇康平生崇奉老庄思想，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在《卜疑》中他还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相比于阮籍，嵇康对于名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在《释私论》中，他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直接对立起来，主张超越名教、回归自然，表现出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叛逆精神。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对儒家名教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六经其实是通过压抑人性或将人性引入歧途的方式，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然而统治者滥用儒家名教不仅达不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而且还摧残了人性。只有除去名教的束缚，让天下百姓“从欲”，恢复人们的自然本性，才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走向和谐。嵇康还发挥了庄子注重精神修养的思想，他在《养生论》中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嵇康的《养生论》与庄子的《养生主》一脉相承，都强调只有精神不被外物——特别是功名利禄——所诱惑，才能专注于大道，“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玄学的“清谈”中，魏晋名士们围绕一些玄远深奥的哲学问题，如本与末、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体与用、言与意、自然与名教等等，进行析理问难，展开辩论。“清谈”不谈俗事，只谈《老子》《庄子》和《周易》。而最受名士们青睐的，仍然是庄子的思想，清谈的内容大多都与庄子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东晋高僧支道林（支遁），虽是僧人，却因对《庄子》的研究而在名士中获得极高声誉。他在清谈中经常结合佛教义理对庄子思想作出阐释，令众名士折服。曾有人问当时的大名士、书法家王羲之：支道林解释《庄子》，独出新意，你愿意见一见他吗？ 当时王羲之不以为然。后来王羲之偶遇支道林，听其讲解《逍遥游》，顿感见解高明，新奇精彩，王羲之赞叹不已。庄子思想对于魏晋玄学和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庄子思想与中国宗教
1、庄子与道教
庄子和老子同被道教奉为开宗祖师，他们的思想对道教有开创之功。《庄子》一书被唐玄宗下诏称为《南华真经》，是道教的宝典，庄子是道教的“南华真人”。
庄子关于人的精神不死的思想，被道教吸收并加以发挥，成为道教修炼的终极目标——长生久视——的理论依据。
道教继承、发挥了庄子注重长生之道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不过，道教还用神仙学理论阐发庄子的有关思想。据吴筠《玄纲论》记载，曾有人质疑道教神仙之说、长生之说违背老庄思想本意，并以此责难道士吴筠：“道之大旨，莫先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独贵乎仙者，何也？”吴筠回答说：“老子曰：‘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又曰：‘谷神不死’。庄子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又曰：‘乘云气，驭飞龙，以游四海之外。’又曰：‘人皆尽死，而我独存。’又曰：‘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斯则老庄之言长生不死神仙明矣。”吴筠引老子、庄子之言为道教辩解。在他看来，老子所说的“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庄子所说的“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云云，就是道教的神仙之说、长生之说的理论依据。
在道教那里，庄子所倚重的精神，被视为人的生命长生不死的根基。庄子说“形有靡而神未尝化”，道教便把长生成仙、超越生死的根据，建立在人的这种永不消亡的精神上。道教把精神称为“元神”“真性”，认为天下有形体的万物最终都要走向灭亡，只有人的精神可以永存。金代著名道士丘处机在他的《长春祖师语录》中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海也。”人之形体是有生灭的，但人之精神是无生灭的，所以人是可以长生久视的。
不仅庄子的思想被道教吸收和发挥，而且他的一些用语也被道教直接延用，成为道教术语。例如《庄子·徐无鬼》中的“天师”，成为地位崇高的道教人物的尊称，张道陵被尊称为“张天师”，寇谦之被尊称为“寇天师”。《庄子》中的“仙”“道人”“真人”“至人”“神人”“真君”“全真”等称谓，以及“守一”“导引”“吐故纳新”等概念，都成为道教理论的重要术语。
老子被道教尊为教主，《道德真经》（即《老子》）一书是道教的原始经典。但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理论需要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教义，而《老子》五千文过于简略，一些思想语焉不详，缺乏细致的阐述，语言也较为玄奥。相比之下，内容丰富、阐述细致、语言生动的《南华真经》（即《庄子》）对于道教的影响，实际上比《老子》更大。
2、庄子与中国佛教
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老庄思想。东汉初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期内，佛教中那些精致、思辨的哲理很难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在沉寂一两百年后，直到魏晋玄学大盛，佛教才随之在中国活跃起来。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大行其道，为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尤其是庄子思想，成为人们理解、消化佛家思想的重要媒介。
在佛经的“格义”中，高僧们往往要借用老庄的术语来翻译、阐释佛家思想。比如，佛教的“空”和老庄的“无”颇为相近，于是“空”往往被译作“无”。在初期的汉译佛经中，“菩提”被译作“道”，“真如”被译作“本无”，“涅槃”被译作“无为”，“般若”被译作“大明”，“沙门”被译作“道人”等等，皆是以道家术语解释佛家典籍。
由于佛教与老庄思想具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佛经教义可以依附于老庄思想而传播，一些僧人便借用老庄思想宣扬佛法。而在这一过程中，亦有僧人由此成为精通老庄思想的高僧。
例如东晋著名高僧僧肇，《高僧传·僧肇传》说他“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他的著作《肇论》中有“三论”，即《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般若无知论》。这“三论”，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启发。《物不迁论》中的“物不迁”一词，就是由《庄子》而来的。《不真空论》的思想，是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的。僧肇认为天地万物不是真正的存在，但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即所谓“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他说万物“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他的“幻化人”，与《庄子·齐物论》所描写“梦中人”一样，都既不是真正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不存在。《般若无知论》强调般若智慧（佛家智慧）与世俗智慧不同，般若不以现实世界为认识对象，“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云：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庄子·知北游》说：“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 孰知不知之知？”僧肇的“般若之知”，与庄子的“无知之知”和“不知之知”是相通的。他们都将知识分为“真知”和“俗识”，都认为如果让世俗之知充塞心田，便无法获得“真知”。在这里，庄子思想对僧肇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东晋高僧慧远，同样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记载，慧远早年精通老庄思想。他二十一岁皈依佛门，师事道安学习佛法。道安在他的弟子中，破例允许慧远看佛经以外的书籍。慧远因聪慧过人，二十四岁时就能够宣讲佛法。当人们对道安所阐发的佛教教义不能理解时，慧远往往借助《庄子》的思想来解释,让众人理解佛法。例如在阐释佛经关于灵魂不灭的说法时，慧远就援引庄子思想宣扬“神不灭论”。《庄子·养生主》中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浸裹着油脂（指）的柴薪可以燃尽，但火种却不会熄灭，它可以传之无穷。这就是“薪尽火传”。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则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正如火可以通过不同的柴薪之间的传递而不绝，人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形体之间的传递而不绝，因此“灵魂不灭”。慧远的“薪火之喻”，显然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三、庄子思想与中国文学艺术
庄子不仅是哲学大师，而且是文学巨匠。《庄子》一书虽然通常被视为哲学著作，但是其文学成就却也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中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他在《鲁迅与庄子》一文中还赞扬庄子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而鲁迅对庄子也有很高评价，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为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历来被视为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他的著作《庄子》被视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庄子》一书寓哲理于丰富的艺术想象之中，构思奇特，意境怪诞，充满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庄子·天下》所称“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可以说是对《庄子》奇特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概括。
《庄子》的浪漫主义对李白影响很大。《庄子》开篇《逍遥游》中展示了一副鲲鹏展翅九万里的神奇画卷，其壮阔的意境、磅礴的气势，让李白赞为仙人所写。李白在《大鹏赋》中说：“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十分喜爱“南华老仙”庄子笔下的大鹏形象，曾多次借大鹏形象赋诗抒发胸臆。《庄子》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染了李白，激发了李白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地运用高度的夸张和奇特的想象，来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苏轼早年就精通《庄子》。据《宋史·苏轼列传》记载，当苏轼第一次读到《庄子》时，曾赞叹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轼诗词在艺术风格上受庄子影响很大，清人刘熙载《艺概》云：“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可见苏轼诗词受庄子影响之深。
辛弃疾也深受庄子影响，他在诗词中常常征引《庄子》中的典故。在《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中，他写道：“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辛弃疾的词所表现出的豪迈、苍劲气概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除了艺术风格之外，庄子的浪漫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旷达超脱、不媚权势的人格理想上。持竿垂钓的庄子，表明自己宁可像乌龟在泥淖中踽踽独行，也要拒绝受制于人的高官厚禄，表现出一种孤傲不凡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成为感召后世文人追求理想人格的一种精神力量。从贾谊的“远浊世而自藏”，到阮籍的“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从陶渊明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表现出一种超然远引、遗世独立的庄子精神、道家风骨。
在艺术形式上，庄子最早运用寓言这一文学体裁进行创作。寓言的特点是以象言理，以象显理，使富有深刻内涵的道理在情节高度凝练的故事中得到揭示。《庄子》中的寓言故事，大都属于虚构，但都寓意深刻、形象生动、说理性强，所以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庄子寓言时，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
庄子的寓言创作也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小说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合乎生活逻辑的艺术虚构，寓言虽然不是小说，但寓言中的丰富想象是小说艺术虚构的必要前提。庄子不仅提出了“小说”这个概念（见《庄子·外物》），而且概括了小说的基本特征是“志怪”。《庄子》中的一些寓言故事，有颇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相当鲜明的人物形象，已经初具小说的基本特征。《庄子》是中国小说的重要源头，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庄子还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庄子》书中运用不同的构词手法，创造了许多新词语，如“逍遥”“扶摇”“造化”“造物”“小说”“寓言”“尘埃”“尘垢”“消息”“精神”“朴素”“道德”“智慧”“勇敢”“滑稽”“孟浪”“荒唐”“江湖”“天机”“死灰”“磅礴”“臃肿”“槁木”“绰约”“天府”“权衡”等等。《庄子》一书还通过寓言故事，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成语，如“鹏程万里”“越俎代庖”“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朝三暮四”“望洋兴叹”“亦步亦趋”“每下愈况”“唇亡齿寒”“踌躇满志”“螳臂挡车”“大相径庭”等等。这些内涵丰富的词语和成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至今仍被现代汉语所广泛运用。这也可以反映庄子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庄子思想之所以能够在诸多领域深刻、久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巨大创造力。在中国文化发轫的先秦时期形成的庄子思想，逍遥浪漫而又博大深沉，如同源头活水，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流淌不绝。它的创造性和独特魅力在中华文脉中一以贯之。
关于庄子思想对于中华文脉的影响，还可以说很多。不过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那么最合适的，还是闻一多《古典新义》中的这句话：“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作者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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