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红
梁启超与清华渊源甚深，久已为大众知晓。尤其是晚年作为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执教研究院国学门（一般称为“国学院”），更成就了一段学界传奇。而察其最初因缘，则可追溯到1914年。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清华发表了题为“君子”的演说，其中以《周易》乾坤二卦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解说“君子之义”，以为清华学子“崇德修学”①之进境，后竟得沿用为清华校训。是月30日，为写作《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因“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又特意借居僻处西郊的清华学校。12月9日书成后，曾作《甲寅冬假馆箸书于西郊之清华学校，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长诗一首，以记其事。据梁自述，著作期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颇得学生欢迎，所谓“听者娓娓不倦，若相说以解”。②这或者可算是梁启超第一次在清华讲学。但查阅《清华周刊》，可知此回以“欧洲战争”为题的讲演，仅在12月9日、11日举行了两次；③且一战刚刚开始，梁的“史论”其实更近“时事”，而与纯粹学术性的讲演有别。若以此标准衡量，《国学小史》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国学小史”的演讲与讲义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归来。按照在欧洲时与诸同人商讨的方针，“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因而，除去个人著述，梁启超也开始聚合同志，“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亦将出游前的家庭讲学扩展至学校。⑤
实际上，梁启超一行尚在归途中，与其一道出游、却暂留德国的张君劢已向国内同人写信报告“在欧所商”五事，其一即为“大学”问题。不过，张的意见是，因人才不足分配，故“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更合算。准此，张君劢认为，梁启超若能“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⑥而同游者蒋百里也希望推出梁氏讲学，并与已经在上海着手进行的改造中国公学事合并考虑，具体设想为，“弟以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⑦可见，无论选地在北方抑或南方，梁启超进入大学讲学已是同人间一致的主张。
至于梁启超第一次成规模的讲学设定在清华学校，既有定居天津的地理之便，也与1914年假馆清华近一月，留下了格外美好的印象有关。风景固然值得留恋，“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远离尘嚣；校风更得其赞赏，谓为“严整活泼，为国中所希见”，故“一诣兹校，则常览一线光明横吾前，吾希望无涯涘也”。以梁之“爱悦兹校之诚，乃至不能自名状”⑧的前缘，当清华校方发出邀请之际，任公先生自会爽快应承。
不过，这一展示梁启超由政治家向学者生涯转化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史料翔实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却少有地缺失了。1920年项下未曾记载，次年也仅在提及《墨子学案》一书的撰写与出版时顺便说明，“是书系由先生去冬在清华学校所讲国学小史讲义之一部删订而成者”。⑨而此说乃是根据梁氏《墨子学案·自叙》中所言，“去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⑩而来。至于此次演讲的详细情况，尚有赖其他资料的揭示。
检索《清华周刊》，可在第200期上见到一则《名人将来校演讲》的“校闻”：
本校请梁任公来校讲演一事，现已得任公同意。俟清理手中文字完毕后，十二月二日，即可来校讲演。讲题系《中国学术小史》，大约三十点钟可讲完。（11）
由此可知其开讲时间为1920年12月2日。至于结束时间，据《清华周刊》第214期短讯：“兹以便利同学预备十周年纪念会事起见，梁任公先生演说自本周起至四月底止，暂行停止，待五月初再行续演。”（12）而此期刊物发行时间为1921年4月1日，故知“国学小史”的讲授中止于3月底，因此后未见续讲消息。
此次演讲，梁启超自述，“初本拟讲十次，既乃赓续至五十次以上”。（13）这个说法颇可疑。以最多不过4个月的时间，还要扣去春节前后的“冬假辍讲两旬”，（14）除非每周讲三次，否则不可能达到如此数额。而这样频密的安排，对于课外讲演也绝对不现实。因此，若非理解为包含“续演”的预计次数，便只能将“五十次以上”替换为“五十点钟以上”了。
由《清华周刊》的通讯亦可知，梁启超的系列演讲初拟名称为“中国学术小史”，开课以后，方改为“国学小史”。按照听课学生贺麟的记录，梁启超对这一更改做过解释：
“国学小史”，原名“中国学术小史”。包含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是一部书名，不久就要出版。（15）这一预告也如同梁氏的多种大著述一样，最终落空，但仍可窥见其最初的构想。也即是说，在梁启超意识中，“国学”的概念相当广博，实将多种现代学科包含在内。而所谓“国学”，也与“中国学术”意涵相通，可以互换。
就讲稿的准备而言，梁启超自称“讲义草藁盈尺”，“诸生屡以印行为请。顾兹稿皆每日上堂前临时信笔所写，多不自惬意”。如参照贺麟的说法：“演讲时，分给演讲纲目讲义。使得听讲的人，可以参看。还有演讲纪录团团员，每次分工纪录。预备日后刊印出版品。使得无论听讲的，未听的，都可以知道‘国学小史’的大概。”则讲义之外，也还有学生们的记录稿。只是此一《国学小史》的讲义或记录稿当时既未能全部整理出版，在梁氏身后编成、收录最称丰赡的《饮冰室合集》中亦不见其名，学界通常知道的便只有抽取“讲墨子之一部分”（16）删订而成的《墨子学案》了。
实则，这部《国学小史》讲义并未从人间消失，其主体部分的手稿现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经过笔者查核，现存稿本共四册，稿纸为朱丝栏，单边，半页八行。除去空白页，各册分别为35、53、42、64页。首页先标出“第一篇先秦”，可见其原拟为一部规模庞大的著作。“先秦”部分各章目次为：第一章前论；第二章诸子总论；第四章孔子；第六章三圣以后学派概观。最后一章至第三节“孔子所衍生之学派”的第二小节“孟子”即停笔，不只“独论孟荀”中的“荀子”未及论述，“孟子”似亦未完稿。
对照《饮冰室合集》，可知第四章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所录《孔子》，第六章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所录《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由末后一章的标题亦可推知，所缺第三章应为《老子》、第五章应为《墨子》。恰好《饮冰室合集》中的《孔子》之前有《老子哲学》，《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之前有《墨子学案》，分列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五与三十九，二作1921年均已刊行，《老子哲学》最初发表在1921年5月、8月的《哲学》第一、二期，《墨子学案》则以单行本形式，由商务印书馆于11月出版。另外，手稿本第二章最后有一《先秦诸子表》，《饮冰室合集》作为附录，将其移置到《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末尾。如此，手稿本比《饮冰室合集》多出的只有第一、二章了。而第二章之第一节“诸子考”，其实也曾以《诸子考证与其勃兴之原因》为题，刊载在1921年11月出刊的《哲学》第四期上。余外才是真正的遗稿。
与第四章《孔子》以后的讲义内容基本完整不同，前两章仅列出了贺麟所谓“纲目”，并简单择录引书或举例之相关资料。以此，1920年12月18日与胡适书中，梁启超曾慨叹：“在此所讲因未自编讲义，全恃腹稿，殊不畅密。学生所记更为删润，益复劳而少功。”（17）这应该也是《饮冰室合集》编者未将此二章收入，以及梁氏此后改为撰写更详细的讲稿之原因。
而查考《国学小史》手稿，其中不仅有涂改，且章目或内文条列中亦时见错讹。如第一章第一节“孔子以前之书籍”，于“（四）除六经外号称孔子以前书现存者几种?其真伪如何?”后，又出现“（三）六经（诗书礼仪礼乐易春秋）完成之年代”及“（四）言三代以前事，当根据诗书两经为最正确之资料，其余当慎择”；第四章第三节《孔学提纲》之第三小节“仁君子”之后，先写作“（四）”，后涂去，改为“（五）”，讨论孔子之“礼”的观念，《饮冰室合集》本因此标注为“（四）原缺”。实则，凡此均为匆促行文、未及检核所造成，证明此四册手迹确为未经修正的《国学小史》初稿本。
尽管由学生组成的演讲纪录团笔记的讲稿目前仍未现身，但凭借四册手稿并补上先行发表的两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国学小史》的讲义全稿，实在令人欣慰。
先秦研究的接续
如前所述，1920年12月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演讲的“国学小史”，已成文稿只限于“先秦”部分。开讲之初，梁氏未曾编写讲义。根据目前所见讲稿，可知其起码应是第二次课前才开始预备。第一章第一节“孔子以前之书籍”开端所列三条，“《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前古籍甚多，皆不可信”等，下文注有“以上已讲从略”，可见首次讲演时，梁启超甚至连稍微详细一点的提纲亦未准备，形同仓促上阵。即使继而改为写作提要，却仍有大片空白需要当堂填补，难怪其初期演讲有“殊不畅密”之感。而梁氏既坦承“全恃腹稿”，自然也是以前期研究为底蕴。不过，随着讲稿的准备日见周详，新意迭出，开拓出一片新气象，也提振了演讲者本人的兴致。（18）因此，将“国学小史”还原到梁启超自身的学术脉络中，考察其前后承接演化的情状，实属必要。而以此向上追索，有两段时间便格外值得注意：一是1902年至1904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的学术史著述，一是1918年的《中国通史》写作与家庭讲学。“国学小史”既然最初称为“中国学术小史”，这一本来的题名与构想，其实与梁启超早年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当接近。二者的关联梁本人也有述及：
十余年前，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篇，刊于《新民丛报》。当时即欲将诸家学说，各为专篇，示其梗概；久而未成。尔后日有揅索，所得渐进于昔；而亦益不敢自信。欲有所写定，恒欿然而止。（19）
因此，《国学小史》讲稿的编写，也可以被视为梁启超有意赓续前作，偿还夙愿。而1902年开始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中国学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影响深远。该著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七个时代，与《国学小史》成稿相对应的分别是：“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20）第二、三章就此展开了恢弘的论述。
值得一表的是，在对于时代的划分上，两本著作无一例外，都以孔子为指标性人物。《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明言，“孔子生而全盛时代来矣”。（21）《国学小史》虽不再采用“胚胎”、“全盛”一类说法，而含糊地以“古代思想”与“诸子”对举，但《前论》中“孔子以前之书籍”、“孔子以前之社会情状”的分节标题，已显示出孔子在结束“古代”、开启“诸子”时代上的界标意义。
即使是关于“全盛时代”中“诸家之派别”的分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虽然又切分为四期，逐一论述，却是纲目分明，重点突出。于秦汉以前的古籍分类中，梁启超最认可司马谈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的“六家”之说，以为“轻重适当，皆分雄于当时学界中，旗鼓相当者也”。而梁氏所尤重者实在孔子、老子、墨子三家，不仅“以孔、老、墨三分天下”为“全盛时代”第二期之特征，甚至认为其兴盛“直至此时代之终”，且“余波及于汉初”。尽管自我表白，“吾非谓三宗之足以尽学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牵合附会，欲以当时之学派，尽归纳于此三宗也”；不过，梁启超制作的《三大宗表》中，述孔学之“小康一派”，称“法家言亦颇出于此”，阴阳家则为孔学“天人相与一派”之“流裔”，而墨学中也有“名理一派”，因“《墨子·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22）显然仍以孔、老、墨为其余三家立派的源头。这一流派梳理亦与《国学小史》“先秦”篇的全书架构合拍，后者之老子、孔子、墨子分论，加上“三圣以后学派概观”，可视为沿袭了梁氏早年的思路。
一些具体的论述，如《国学小史》“前论”第三节断言“古代学问，为贵族所专有”，“古代学问，由史祝两官总持”；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胚胎时代”中也可以找到其先声——“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为贵族所专有，而不能普及于民间”，“其握学术之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也”，“二曰史，掌人事者也”。（23）当然，不可否认，二者还有更多的不同。特别是由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体例的设定，该著重点在勾勒概貌与趋势而不在描画细节，因而其在《国学小史》的投影也主要集注于整体框架的构建与提要性质的“前论”。
何况，1902年的梁启超刚刚年届三十，虽然学问格局很大，专深处却时有不逮。《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是在新创刊的《新民丛报》上随写随刊，其写作之匆遽，应比“国学小史”的演讲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此，真正需要深入学派内部进行论说时，梁氏也会觉得为难。因而，尽管“全盛时代”第四节“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中，“与希腊学派比较”部分写得极为精彩，第三节“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则只好付阙，“著者附识”正道出了个中实情：
此节原为本论最要之点，但著者学殖浅薄，综合而论断之，自愧未能，尚须假以时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报章之文，率尔操觚也。又其言太长，登诸报中，动殚数月，恐听者惟恐卧矣。以此二障，故从阙如。（24）
第二种原因期刊不宜登载长文固然也有道理，却非绝对如此，倒是未及“悉心研究”方为造成空白更重要的缘故。而此言正可与日后梁氏在《墨子学案·自叙》中所谓“久而未成”的说法相印证。
对于诸子各家学说进行细致研讨的工作，直到两年后才展开。1904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而后文本来就是前文原拟第六章“墨学之壁垒”的第一节。（25）虽然对照最初所拟的篇目尚有不足，《墨子之论理学》别刊的理由也是“以文繁故别著之”，（26）不过，关于墨子学说的长篇大论登诸同一份杂志，起码说明此时梁启超已决意弥补先前的缺失。尤其是第八章“墨学评论”与第九章“墨子与中西诸哲之比较”论题的拟定，更能显示该文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内在关联。只是，这一补阙之作仅从墨学开了个头，或许如今保存在《饮冰室合集·专集》中的《（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残篇也是此时段留下的遗迹，由此勾起的梁氏学术史兴趣很快即转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续写，（27）因此，对于诸子思想的全面研究仍须俟诸异日。
《子墨子学说》给予《国学小史》第五章“墨子”（即《墨子学案》）的先在影响自应肯定，而更需要抉发的是1918年梁启超的学术工作与“国学小史”开讲之间的关联。不仅因为从时间上看，二者前后密接；并且，此中的因缘也一向不为人知。
1917年11月，梁启超正式退出政界，从此转向学者生涯。次年，作为归去来兮的第一个大动作，继1901年至1909年间断续的书写之后，梁氏再次试手《中国通史》。尽管最终的结局仍一如往昔，只留下了不足20万字的初稿，不过，此次写作始终处于相对纯粹的学术状态，保证了其成果更为坚实。
检点梁启超此次写作遗留的文稿，收入《饮冰室合集》者计有：《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志语言文字》与《志三代宗教礼学》。其中与《国学小史》关系最密切的是最后一篇。因该文所述截止于三代，最末一句为“自孔子以后，而学界现象一大变”，（28）故正好对应专论“孔子以前”的《国学小史》“先秦”第一章。
资料的重出是最明显的表征，《国学小史》“前论”中的引文，大多先已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使用。即如第三节讨论“学问之专有及解放”，不但沿袭了《中国通史》“春秋以前，学问为贵族所专有，而学问之府，尤在司宗教之世官”的论点，而且，那一大篇从“殷之老彭，向挚”一直到“秦之内史廖”的四十人名录，也完全不出前书所记，乃是“见于经传”、“类皆专司教宗学艺典籍以世其官”（29）者。
论述的观点自然更为紧要。大体而言，《国学小史》第一章第二节“古代思想之根核”全部内容，都可在《志三代宗教礼学》寻到踪迹。不妨以其中第一小节“古代思想全渊源于宗教，不渊源于学术”作一对比——此言乃脱自《志三代宗教礼学》的开篇“三代以前，以教为学”一语——其下所列五条对勘结果为（下划线者出自《国学小史》）：
（甲）《诗》《书》之言天，皆为“人格的神”，极似基督教。
天、帝一也，而有二名者，以天示抽象观念，以帝示具象观念。帝者以人拟神之称，欧语所谓人格神也……古代宗教，则以为天具有意识，一如吾人，特其威力甚强，超出吾人之上而为吾人主宰。耶稣教言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为造化主，而威力不可抗，其与《诗》《书》垂教之义，乃绝相类也。
（乙）天教与祖先教结合，产生宗法制度，为社会组织基本。
其为天教之辅而完成我国群治者，厥惟祖先教……祖先教与宗法政制辅行。……而制度之所以能立，其源又出于宗教，率报本反始之教义，以人上属于祖，而人与祖同上属于天，天教与祖教一贯也。
（丙）一方面既为一神教，一方面又为多神教。
我国宗教盖最高一神教……然尚有群神隶此一神之下……但其与印度、埃及、希腊诸国古代之多神教有绝异者：彼等多神，各自独立，常代表部分观念、矛盾观念；我国则崇天帝以定一尊，百神在天之下各率其职，故推敬天之念以敬之（夹注略），常代表全体观念、系统观念，故虽多神而不害为一神也。
（丁）人神可以相即。
西方古教（指埃及、希腊、巴比伦等国），神之与人，纯为异系，不能相即。我国不然，谓凡有功德于民者乃至聪明正直者，没皆为神。神、人之间，非有不可逾之阶级，人人皆可以自进于神。
（戊）有天堂无地狱。
其与西方古教异者，佛、耶诸教，皆言死后善恶之应报；我国言善报有陟降帝座之说，恶报则未之及。盖我国古教有天堂无地狱也。所谓五福六极，近则报诸其身，远则报诸其子孙，皆言现世不言来世。此中西教义最异之点也。（30）
这样的两两相配，先出的文本实在可以作为《国学小史》提纲部分的注疏来阅读。而原先因过于简要而很难理解的语句，如“‘天地’一名词，老子、孔子后始有（阴阳正负之义）”，回查《志三代宗教礼学》：“其极当注意者尤有一义，则《诗》《书》只言天，不言天地（夹注略）。言天地始于孔子之演《易》，以天地分表阴阳。此哲学家言，非宗教家言矣。”（31）亦可明了其义。这也令人悟到，早先写作的《中国通史》稿本才是梁启超在清华开讲“国学小史”之初倚重的主要底本。
如果说，1918年春夏撰写的《中国通史》为《国学小史》的骨架补上了血肉，那么，同年夏季梁启超的家庭讲学，无意间也为日后的清华授课作了预习。当年6月中旬至8月下旬，梁氏在忙于著述之际，又每日抽出半天时间，为子女演说国学。所讲包括“学术流别”与《孟子》两部分。前者至今只见到20多页的“清代学术备忘录”，后者则存留了一份可称为《读〈孟子〉记》的手稿。（32）
当日梁启超即便是为儿曹讲学，也做了认真准备。尤其是《孟子》部分，梁并非“随文解释”，而是撰写了详细的“略同学案”的“讲义”。（33）其中的“修养论之部”（尚有“哲理论”与“政治论”），1919年2月还曾在上海的《时事新报》连载。（34）这一先在的讲稿自然方便了《国学小史》的挪用。因此，“三圣以后学派概观”第三节“孔子所衍生之学派”中的“孟子”专论，便有一些段落径直抄录了旧作。
姑举一例。《读〈孟子〉记》曾引用《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则对话：
公都子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小[大]体为小[大]人，从其大[小]体为大[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接下来有大段解说和发挥：
此章特标物与我之辨，最足发人深省。“物交物”云云，上“物”字指耳目所接之物，佛说自六尘至山河大地，常人所共指为物者此也；下“物”字即指耳目及躯干之全部，佛说自六根以至六识，常人则不指此为物而指为我，不知此确为物而非我也。就其至浅者言之，如人之发齿爪甲，当其丽于我身，共指为我也（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谓一毛为我之体也）；及其脱落，则么麽一物而已。此躯干之全部，与发齿爪甲何异?今世生理学大明，稍涉其樊者，共知吾全身筋骨血肉，皆历若干时一蜕变，全非其故矣。然而犹执此为我而终不悟也。既认此物为我，则罄吾之智能以养之。凡人终日所营营者，舍养此耳目口体外，更有何事?因养此耳目口体，于是乎有“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寖假而宫室妻妾，且成为我之一部。如是认贼作子，展转相引以至无穷。孟子喝破之曰，是“物交物”而已；曰，是“于我何加焉”。明乎此义，然后知我前此所为营营龊龊者，皆为物役。自今以往，我当恢复我之自主权，我将对于一切物而宣告独立，不复为之奴隶。我但一作此念，而一切物已戢戢听命，无复能披猖矣。故曰，“思则得之”也；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孟子之霹雳手段也。（35）
此节录入《国学小史》时，因梁启超格外重视孟子的“自力修养”之道，将其方法概括为“消极的抵抗”与“积极的发展”二途，特意单独抽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加以称引，指前句之意“即所以为发展”、后句“即所以为抵抗也”，故随后的引文与阐释也必须作相应减省。不过，截止到“故曰，‘思则得之’也”之前的整段解义文字都有保留，（36）可见这确是梁启超颇为得意的论述。当然，有些意思在《国学小史》表述时会有变化，也有新的心得添加进来，并且，“孟子”全篇在结构上也做了重新安排，但其中关于修养论的言说，大体仍为《读〈孟子〉记》思路的延续，却也相当明显。（37）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子墨子学说》、《中国通史》、《读〈孟子〉记》等一系列先行研究垫底，梁启超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准备好《国学小史》的讲稿，登堂授课，并让听讲学生感到，这是其“研究国学的聚精荟萃的结晶”。（38）
与胡适的学术竞争
除了自身研究的积累，《国学小史》的撰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学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与胡适的对话以至交锋，实为梁启超此次讲学活动最值得关注的背景与动力。（39）
追溯梁启超与胡适的相识，初见乃在1920年3月21日。（40）而此前的1918年11月，胡适因要到南开讲学，故事先写信给长住天津的梁启超，请求登门拜访。此次约会因梁氏的入京而未能实现，但胡适求见的理由，则与梁氏赞赏其新作《墨家哲学》、表示愿以诸多墨学资料见示相关，（41）可知梁启超欧游之前已注意到胡适的墨学研究。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此书乃是依据其1917年归国后，在北京大学所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修订而来，面世后一再重版，风靡学界。其时，梁启超尚远在欧洲，未必了解。不过，迨其1920年3月5日归来，抵达沪上，19日到京，（42）两天后即迅速与胡适见面，对胡作为学界新锐的声势必定已有感知。以梁之一向喜欢站在最前线发言的性格，（43）胡适饮誉正隆的成名作，对他自会发生刺激。
大致可以断言，梁启超对胡适著作的不满足，也是其答应来清华学校开设“国学小史”系列演讲的重要内驱力。梁氏1920年10月18日写与胡适的信中，已表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44）说明他已细读过胡著，有不少意见有待深入探讨。正式开讲后，12月18日，梁又致函胡适，再次提及先前的承诺：
对于大著《哲学史》之批评若作出，恐非简短可了。顷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大作，届时当奉寄耳。
此言一方面表现出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极为看重，一方面也证实“国学小史”的开课确实包含了与胡适对话的用心。
胡适对此也相当敏感，只是当时在其心中激起的更多是反感与敌意。大约1921年1月下旬回复陈独秀的信中，胡适情绪激动地把自己在北京的处境形容为“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来自对手的一个重要举动便是：“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以胡适看来，梁启超“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45）胡适的过度反应固然有《新青年》同人间的误会、矛盾以及立场等内情，却也不能完全排除梁启超的严厉批评会对个人学术前途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心。
实际上，就现存的《国学小史》讲稿而言，梁启超对胡著中的论点虽有辨说，却也不乏赞扬或提请参考与推荐，单行本《墨子学案》更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列入七种“应据之校注本及应阅之参考书”（46）中。而根据1920年12月18日梁致胡函：“今将所讲老子一章先呈教（第一章为古代思想渊源，第二章为诸子总论。笔记稿未订正，未印）。”可知第三章“老子”的讲稿，起码在此之前已写出，而其时梁氏的演讲不过刚进行到第三周。并且，第一章“前论”也有了题目，即“古代思想渊源”。更重要的是，由此亦可看出，在授课过程中，梁启超实毫无避忌，坦然把讲义及时送请胡适批评。
无论双方感受如何，二人显然都已在梁启超的讲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间建立了关联。后出的梁稿在章节内容上与胡著也确可一比（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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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篇章次序的安排上，《国学小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基本相同。不过，因梁启超认为：“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三圣以后，百家竞作，各有其独到之处。观其一节，时或视三圣所造为深；然思想渊源，盖罔不导自三圣。”（47）故而胡书中“孔门弟子”以及“杨朱”至“古代哲学的终局”等七篇所述，在梁稿中便分别归入了老、孔、墨三家“所衍生之学派”论说，并以“三圣以后学派概观”一章统合之，（48）使线索更为明快。
除篇目次第大体相近外，《国学小史》最借重《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处，乃在“墨子”一章。此篇以《墨子学案》之名单独成书时，梁启超于《自叙》中坦承：
胡君适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关于墨学多创见。本书第七章，多采用其说。为讲演便利计，不及一一分别征引，谨对胡君表谢意。
其书第七章题为“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梁氏虽自表“吾昔年曾为《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二篇”，而胡适也承认，梁启超那些20多年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关于墨学的文章”，当时即引起了他的“新兴趣”；此时梁氏却决绝地肯定：“今兹所讲，与少作全异其内容矣。”（49）而完全放弃“少作”的缘故，即是因改遵胡适之说。梁启超的从善如流于此可见一斑。当然，任公先生仍有坚持，附录中《墨子年代考》一文便专与胡适争辩，并曾送胡过目，胡亦“复书商榷”。（50）尽管最后二人仍各执己见，在梁启超一方总可称为直道而行。
以墨学研究而论，彼时的梁启超与胡适也恰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各自扮演着诤友的角色。简短的书札往复不计，单是刊出的论辩专文，除《墨子年代考》外，至少还有梁启超1921年2月4日完成的《读墨经余记》，胡适2月26日为梁启超《墨经校释》所作《序》，以及4月3日梁氏的《复胡适之书》（51）与5月3日胡适的《答书》。（52）其中最具分量且最著名者，实属梁启超撰写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此篇不仅因梁启超1922年3月4日和5日连续两天亲身到北大演讲，第二日胡适亦到场主持和回应，如同演了“一出合串好戏”，（53）令听众极为兴奋；而且，从学术脉络上考察，梁对胡的批评仍然系连着一年前的清华讲学。
由于“国学小史”并未讲完即提前中止，梁启超还没有机会在课堂上专门讨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哲学社的演讲邀请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佳场地与时机。而梁对胡著的高度肯定，一开篇已讲得足够，既称为“名著”，说“哲学界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又表示，即使自己批评得都对，胡适“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但“批评”的真意本在“对于原书别有贡献”，梁启超此文因此“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54）
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批评自第三节以下分为七段，涉及胡著的七个具体问题。而每个问题的讨论，背后多少都有《国学小史》的积淀，或提供支撑，或提出新见。其中第六节专究胡适“孔子”一篇，说得最为明白：
我前年在清华学校讲“国学小史”，曾有一篇论孔子的，差不多有三四万字。那稿子是也曾寄给哲学社的；因为我对于这篇文章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不愿意印出；如今我苦于没有时候校改他，打算就印在本社的杂志上，求海内同学的批评。今日只能用极简单的话，把我的意见说说，作为批评胡君的基础。（55）
其中所论多有与《国学小史》第四章对应处。由此亦可得知，已经完稿的“孔子”一章之所以未能及时刊出，实因梁启超“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却“苦于没有时间校改”。其他如第七节论胡适“庄子”一篇与《国学小史》第六章中“老子所衍生之学派”内的“庄子”，第八节论胡适“墨子”与“别墨”两篇与《国学小史》第五章“墨子”，都可彼此参观。而第五节却是借着批评胡著“老子”与“杨朱”两篇，着重提出其“新近才发生”的问题，即“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而非《国学小史》第三章中与胡适相近的结论——《老子》作者的生年“应在周简王末周灵王初，约在西历纪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间”。（56）若依此“后见之明”，则《国学小史》原稿中第三章与第四章的位次便应对调了。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饮冰室合集》未收录的《国学小史》第一、二章对于梁启超批评胡著的重要性。实际上，《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三、四节均以此为依托。前者指认：“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对蔡元培在序言中赞扬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的“手段”，梁氏很不以为然，认为胡适“疑古太过”，“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斩断了思想演进的链条，让人“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57）因此，《国学小史》第一章集中探讨“古代思想渊源”，明显有纠胡适之偏、补胡著之阙的用意。
第四节的批评，“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主要针对胡著第二篇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对于“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之论述，分量更重。除指出胡适的分析只限于“次要的”“怀胎时代”，而未及“尤为紧要”的“出胎时代”，令人“觖望”；梁启超阐论的重点尤在指出，胡著对于“时势”的探讨“很浅薄而且无稽”。胡适所列举的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销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在梁启超看来，“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故不足为据。梁氏因而另行提出“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所当注意各事：
（1）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2）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3）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4）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十数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5）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6）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卑[皂]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7）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4、5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8）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9）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10）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12）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58）
这一大篇论说，实为《国学小史》第一章第三节“孔子以前之社会情状”及第二章第二节“诸子勃兴之原因”的撮述。最末两条更是直接抄自后者分梳“内的原因（思想之激变）”的开头两则（文字稍有变化），《国学小史》以之为“思想勃兴之总根原”。
以上实为从《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回望《国学小史》的结果。倘若翻转视角，则后著首二章也正可经由前文的发明，使片段的授课提纲呈现出连贯的叙述脉络。如“孔子以前之社会情状”谈“列国之兼并及中华民族之发展”，有“霸政之盛衰及其影响于文化（秩序与交通）”一条，相当费解；参看上引第5条，便可豁然贯通。“诸子勃兴之原因”述“外的原因（社会的背景）”，有“书籍渐多”一条，下列“《墨子·贵义篇》：子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与“《战国策·秦策》：苏秦夜发书，陈箧数十”两则材料；参阅上述第10条，意思也可变得显明。有趣的是，梁启超责备胡适只讲“那种简单的消极的理由”，偏偏与胡著同样的“政治黑暗与民生疾苦”，原也见诸《国学小史》“诸子勃兴之原因”。只是梁氏此时认识改变，因其不具时代特征及认定“凡属波澜壮阔的学术，倒是从政局较安宁、社会较向上的时候产生出来”，（59）故从上举12条中彻底删除，转为专一抉发其间的积极因素。显然，与胡适的交锋也推进了梁启超自家研究的不断完善。
梁启超与胡适1920年代初的这段学术交往，在胡适日后的叙述中，被记为梁对他“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60）却正是因为有此一番竞争，才催生出“国学小史”的讲授与随后的论争。借助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对读，并参照梁氏《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国学小史》的内容因此丰厚起来，梁氏的持续思考与不惮修正也因之获得充分展现。
两个主要的观察点
梁启超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一个总括性的批评：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峡[狭]隘的毛病。故断言胡著：“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不[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具体到各篇则是：“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61）实际上，“宇宙观”不见得是普遍性的话题，但“知识论”与“人生观”确可贯穿整部哲学史。显然，这也应是《国学小史》的两个主要观察点。而以胡著为参照系，选取“墨子”与“孔子”作样本，梁启超写作《国学小史》的理路亦可得到发明。
胡适对先秦诸子知识论的阐发，以“别墨”篇作得最出色。胡适认为，今本《墨子》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全部出自“别墨”即墨家后学之手，或竟与惠施、公孙龙有关。（62）梁启超1904年写作《子墨子学说》时，虽然尚笼统地说：“墨子著书十五卷，七十一篇，其中多[为]门弟子所记者过半。”（63）但到讲授“国学小史”之际，由于胡著的提示，梁亦对此统称“墨经”或“墨辩”的六篇文字的作者进行了区分，认定：“《经上》《经下》，是墨子自作。（容有后人增补。）”；“《经说》是《经》的解说，大概有些是墨子亲说，有些是后来墨家的申说，今不能分别了。《大取》《小取》两篇，是讲论理学的应用；而且用论理的格式说明墨学精义。像是很晚辈的墨家做的，或者和惠施、公孙龙等有关系，也未可知”。（64）显然与胡适相左。由于作者的问题牵涉对墨翟学说的评价，胡适便将墨子与别墨分别以“宗教的墨学”与“科学的墨学”概言之，难怪梁启超对此一直不能释怀，1921年曾专作《读墨经余记》与《复胡适之书》加以辩说。不过，双方最终都无法说服对方。以致梁启超1922年评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时，仍然在为胡适“把《墨经》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而“替墨子抱不平”。（65）
除了这一点分歧之外，梁启超对胡适讲“墨子”与“别墨”两篇都认为是“好极了”。编写《国学小史》讲义时，梁氏也对自家1904年的说法多有修正，而改从胡著。最明显的是《墨子之论理学》纯以西方逻辑学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断案）解说《墨经》，并取《兼爱》、《天志》、《非攻》等篇作例证。而胡适于梁之三段论外，又引进印度因明学的三支论法，对梁大有启发，遂将其说补充进《墨子学案》，举例也完全相同：
宗= =声，无常。
因= =何以故?所作故。
喻= =凡所作皆无常。例如瓶。
这段话突然出现，其实有点不好懂。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原来却是做了翻译：
声是无常的，（无常谓不能永远存在）……（宗）
因为声是做成的…………………………（因）
凡是做成的都是无常的，例如瓶…………（喻提交）
所以，梁启超沿用胡适的说明图式时，也将胡著中“无常的”、“做成的”分别置换成“无常者”、“所作者”，不但认为“全部《墨经》”“和因明的三支极相类”，而且也以此论式排演墨子的学说。（66）
只是，尽管在“论理的方式”与“论理的法则”两节中，梁启超大量借用了胡适“别墨”篇“论辩”一章的内容，但由于二人对于墨翟自家论说的逻辑性看法截然不同，故在举例时有显著的差异。胡适以为，“墨子的议论，往往有极鄙浅可笑的”，如《明鬼》一篇，“其实全无论理”，并以之为《墨辩》“六篇决非墨子所作的理由”之一。（67）因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相关论述，引例也与《墨子》各篇绝缘。梁启超正相反，他以西洋三段论法与印度三支论式解析《墨子》，从而肯定“《墨子》全书，大半都是用这些论式构成”，“便可见墨家的主义，都是建设在严密的论理学基础之上了”。（68）
其实不只是包括逻辑学在内的知识论方面，《国学小史》对墨子的阐发已做了相当多的调整；即使对墨学基本理念的评述，梁启超前后的变化也引人注目。1904年完成的《子墨子学说》于“叙论及子墨子略传”之后，正文各章顺次如下：“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之实利主义”、“墨子之兼爱主义”、“墨子之政术”、“墨学之实行及其学说之影响”、“墨学之传授”，外加一篇《墨子之论理学》。而将关于墨子宗教思想的论说放在首位，行文中也强调“墨学之总纲”虽包括宗教思想、兼爱主义与实利主义三者，“而宗教思想又为彼二纲之纲也”，（69）因此使得墨子作为宗教家的形象格外突出。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以“创教的教主”称呼墨子，并且将“天志”、“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非乐”、“尚贤”、“尚同”等墨学主要观念一概归为“‘墨教’的信条”，置于“墨子的宗教”章论说，（70）未尝不是受到了梁启超的诱导。
而1921年，摆脱了晚清以“宗教救国”、故将儒学墨学宗教化的有意误导，梁启超重新审视《墨子》，对墨学的认识也发生了彻底改观，“总论”后的第二章于是变成“墨子之根本观念= =兼爱”。也即是说，“兼爱”已经从原来的第三位跃居第一，被梁视为墨学的根本观念。以下才依次论及“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墨子之宗教思想”等等。其说为：
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两句话实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从兼爱衍出来，最易明白，不用多说了。“节用”“节葬”“非乐”，也出于兼爱。因为墨子所谓爱是以实利为标准；他以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乐，便损了别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对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来推行兼爱主义。“非命”，因为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爱人了；所以反对他。
这样一种破除了“私有”观念、无差别的“兼爱”，较之以“尊天之教”为根本纲领的宗教思想，（71）自然更具人文情怀。而其在立论基点上的改变，则显示为从“宇宙观”到“人生观”的转移。
由此，墨子的人格于是成为梁启超鼎力推荐的典范，甚至说：“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墨子学案》于是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专说“实行的墨家”，凸显其“知行合一”的特点。其中列举多个事例，活现出墨子刻苦自励、坚忍不拔的性格，谓之“专以牺牲精神立教”，并据此断言：“当时墨者的气象所以能如此其好，大半是受墨子人格的感化；他门下的人物，比孔门强多了；所以能成为一时的‘显学’。”（72）
综上可见，《墨子学案》本有两个观察点，即人生观与知识论。落实到研究对象，梁启超谓为：
墨学之全体大用，可以两字包括之，曰爱曰智。《尚同》《兼爱》等十篇。都是教“爱”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情感。《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都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合起两方面，才见得一个完全的墨子。（73）
这在篇幅的分配上也反映出来：论述“教‘爱’之书”的前五章，与解说“教‘智’之书”的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分量大体相当。而对墨子人格感化力的格外强调，作为超乎所有之上的引导，则显示出梁启超的特别用心处。
如果说，以超卓的人格引领知识论与人生观在关于“墨子”的论述中更多呈现为一种趋势，那么，对于《国学小史》的“孔子”一章而言，它确为实在的结构。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比照，对此可以看得更清楚。胡著乃由其英文博士论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今译名为《先秦名学史》）改写而成，故胡适论孔子，也顺理成章地以“正名主义”为“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既“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的胡适，为了论证孔子“正名”的应用，所谓“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也不得不相信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解说，而特别借重于《公羊传》与《穀梁传》。不但“正名主义”作为孔子“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的方法，被胡适用来解剖孔子学说的诸般概念；而且，即如“忠恕”这样孔门“一以贯之”的“道”，在胡适那里也“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更变成“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的“方法论”（74）了。准此，梁启超批评胡适“讲孔子，也是拿知识论做立脚点”，“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75）后句或者过甚其辞，前句却是绝对在理。
立意纠偏的梁启超，在《国学小史》讨论孔子学说时，便有意从“孔学提纲”讲起。所列纲目有八：学、一贯/忠恕、仁/君子、礼、乐、名、性/命、鬼神/祭祀。值得注意的是，把“学”而不是一向被认为儒家核心理念的“仁”或者“一以贯之”的“忠恕”放在首位，的确非同寻常。梁启超自然也有他的逻辑起点，开篇即称：“《论语》头一句，说：‘学而时习之’；此外说‘学’字的很多。”实际针对的却是胡适对孔子言“学”的理解：“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76）由辩误而引发的论述，竟因此成为贯穿梁氏“孔学提纲”的主线。
与胡适以知识论所作解说不同，梁启超认定，“孔子所谓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而非纯粹的读书。尽管他将孔子治“学”的门径大略分为“内发”与“外助”两种，但显然仍以内功为重。因为梁以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解“外助”，认为其“结果不过得个‘亦可以弗畔’，原非学问的究竟”；甚至说：“若专做‘博学于文’一句，便连外助的学问也成了跛脚。”（第9页）于是，“学”以下各小节，便专讲“内发”即修养的方法，更关注内在的德行修为。
如“仁/君子”解释“人格”说：“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做君子。”而讲到孔子“理想的人格”即为“君子”时，1914年在清华以“君子”为题的演讲也被提到。此外，“礼的作用，可以养成人类自动自治的良习惯，实属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而“孔门礼教乐教，实有相反相成之妙”，“礼的功用，在谨严收敛，乐的功用，在和悦发舒；两件合起来，然后陶养人格，日起有功”。即使是“孔子所谓命，是指那自然界一定法则，不能拿人力转变者”，本来应是消极意义多于积极意义；但梁启超照样能够借“安之若命”一语，将其与人格修养挂上钩：“这若字极要注意，命的有无，且不必深管，只是假定他是有，拿来做自己养心的工具。”于是可以“不怨天不尤人”，“乐亦在其中”，故“知命”也“实是孔子修养人格的重要学说”。由此再推进一步，“鬼神/祭祀”在孔子那里亦有同样的功效，即“孔子利用祭礼为修养人格改良社会一种手段”。祭祀前的斋戒对于个体的“锻炼身心修养人格，实甚有益”；而“祭礼最大作用，不外是使民德归厚”（第12—13、16、20、24—25、26—27页），对社会风气的趋于良善也有助益。
当然，就此以为梁启超完全摒弃了胡适的说法也不准确。实则，梁氏在“名”的辨析中带进“论理学”，称：“孔子的正名主义，对于改良社会有多少效果，我们不敢说；但在学问知识上却有很大影响。因为名实问题，是孔子头一个提出，此后墨子、惠施、公孙龙、荀卿乃至其他诸子，都从这问题上生出许多学问来。”并要大家“参观胡著”，可见胡适在此处确实享有发明权。甚至讲“一贯/忠恕”，于朱熹自“实践伦理方面”的解释之外，梁启超也认为应兼顾“研求智识方面”，其说法便是和合二者：
在文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心为忠”，即是拿自己来做中坚的意思，充量的从内面穷尽自己心理的功能……拿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发展个性。从实践方面说，发展个性是必要；从智识方面说，发展个性也是必要。这是“忠”的“一贯”。用自己的心来印证，叫做“如心”。从实践方面说，是推己及人；从智识方面讲，是以心度物……从实践方面讲，将自己的心推测别人，照样的来待他，就是最简易最高尚的道德……从智识方面讲，将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统的学问……如此实践方面智识方面都拿“恕”的道理来应用，就是“恕”的“一贯”。
而知识论视角的加入，包括以“演绎的推法”解“恕”，“是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是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第22—23、10—11页）都可见出胡适的身影。
尽管吸纳了胡适的若干观点，但归根结底，《国学小史》论孔子的立足点仍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同。在解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时，梁启超对两个视点便并未一般看待，结论是：
仔细看来，孔子讲学问，还是实践方面看得重，智识方面看得轻。
他不但用孔子“屡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一回却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证明“‘学’只是‘为’”，并且对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解：“孔子说的‘思’，算得是求智识的学问；说的‘学’，只是实行的学问，和智识没有什么关系。”故其言意为：“若只务实行不推求所以要实行之故，便是盲从”；“若仅有智识不求实行，便同贫子说金，终久是空的”。讨论“学”与“思”孰重孰轻，梁氏更引孔子“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概括道：“这分明说实行比智识更重要了。”因此断言：“所以求智识的学问，到墨子、荀子之后才发达。孔子学说在这里头，占不着重要位置。”（第11—12页）这是从哲学史演进的脉络中，抽离了胡适立论的根基。当然，梁启超所强调的孔子所谓“学”或“实行”、“实践”，更多偏向道德践履。也即是说，区别于胡适的“知识论”为主导，梁启超对孔子的论述乃是回归到“人生观”的主轴。
特别是对人格的讲求也并不限于学说的探讨，为此，梁启超有意在本章最末一节“结论”中专设了“孔子之人格”一目，分别从“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即“知、仁、勇”三方面的生活展现孔子以身作则的伟大人格。此举固然可以透过人物生动的示范增强感化力，而梁氏别有用心之处，尤在指出孔子的“可学”：“我们读释迦、基督、墨子诸圣哲的传记，固然敬仰他的为人，但总觉得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万万学不到的。惟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类生活范围内极亲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学他，人人都学得到。”（第58—59页）这也被指认为孔子真正伟大之处。
至此已可清楚看出，《国学小史》虽有人生观与知识论两个基本的观察点，而梁启超所重尤在前者。这在现实语境中，既是由先在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引发的刺激，知识论一脉论述的增强，表现出辩论或纠偏者的思路不可避免地会部分受到对手的诱导与牵制；然而，梁氏早年接受的传统教育（六七岁修毕“四书五经”），以及青年时代在万木草堂随康有为研习宋明理学（77）奠定的基础，都使其更为亲近儒家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在面对莘莘学子的清华学校课堂上，梁启超亦自觉负有“解惑”之外的“传道”责任，即“国学小史”的演讲不只是为了传授古代学术知识，亦应“为青年学古淑身之一助”。（78）凡此，均有利于人格教育的思路得到凸显。
而将梁启超1921年讲授和撰写的《国学小史》，放置在其自身前后的学术脉络以及与胡适对话的学术语境中，不仅显示出梁氏治学确如其所自言，“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79）故不断求新求变；同时，更重要的启示是，学者间的相互砥砺与辨难，确实足以激发出超常的学术创造力，为整个学界带来生气，添加光彩。
注释：
①参见《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②梁启超：《第二自序》，见氏著：《欧洲战役史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卷首第3、4页。长诗初刊于《清华周刊》第25期，1914年12月15日；手迹亦载《欧洲战役史论》卷首。梁启超来校时间，则据1914年12月8日《清华周刊》第24期所刊《欢迎嘉宾》的“校闻”。
③参见《演讲战争》，《清华周刊》第25期，1914年12月15日。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6页。
⑤参见夏晓虹：《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中正汉学研究》2012年2期。
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1920年1月12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6—897页。
⑦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1920年约10月间），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4页。
⑧梁启超：《第二自序》，见氏著：《欧洲战役史论》，卷首第4页；《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毕业纪念册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9页。
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6页。
⑩梁启超：《自叙》，见氏著：《墨子学案》，自叙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1926年第4版。
（11）《名人将来校演讲》，《清华周刊》第200期，1920年11月26日。
（12）《演讲暂停》，《清华周刊》第214期，1921年4月1日。
（13）梁启超：《自叙》，见氏著：《墨子学案》，自叙第1页。此文写于1921年4月5日。
（14）《梁启超信十三通》之一，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9页。
（15）麟（贺麟）：《听梁任公先生讲演之我见》，《清华周刊》第205期，1920年12月31日。
（16）梁启超：《自叙》，见氏著：《墨子学案》，自叙第1页；麟：《听梁任公先生讲演之我见》。
（17）此札原件由嘉德拍卖公司2009年售出，现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参见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77页。以下凡引此札，不再注。
（18）张东荪曾预言，“以任公之性质而论”，“我恐纵有十余人听，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蒋百里则认为：“任公之无常，系原于对于新者兴会之佳，非对于旧者之厌倦。”（《复蒋百里书》1920年10月，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5—926页）应该更贴近梁启超性格。
（19）梁启超：《自叙》，见氏著：《墨子学案》，自叙第1页。
（20）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
（21）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胚胎时代”，《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
（22）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全盛时代”，《新民丛报》第4、5号，1902年3、4月。
（23）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胚胎时代”。
（24）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全盛时代”，《新民丛报》第7号，1902年5月。
（25）按照《子墨子学说》之《叙论及子墨子略传》（《新民丛报》第49号，1904年6月）开列之篇目，第六章“墨学之壁垒”第一节为“论理学”，已注明“别见”。
（26）参见中国之新民：《墨子之论理学》，《新民丛报》第49号，1904年6月。
（27）参见中国之新民：《子墨子学说》刊《新民丛报》第49、50、52、53、57、58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新民丛报》第53—55、58号。
（28）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见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29）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见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九，第13、12—13页。
（30）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见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九，第1页；第1、3页；第5、6、7页；第1、4、5页；第6页；第3—4页。
（31）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见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九，第3页。
（32）参见夏晓虹：《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33）梁启超：《致梁启勋书》（1918年8月2日），见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3页。时间由笔者考订，原书署“一九一八年”。
（34）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时事新报》1919年2月4—8、10—13日。现存手稿全文见《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
（35）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时事新报》1919年2月6日。
（36）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见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32—33页。
（37）参见夏晓虹：《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38）麟：《听梁任公先生讲演之我见》。
（39）笔者在《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中做过论述，此处根据新见《国学小史》稿本，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40）见胡适1920年3月21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41）参见《车站纪事》，《大公报》1918年11月24日；胡适：《致任公先生书》（1918年11月20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2—873页。
（42）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8、902页。
（43）梁启超曾有“余对政治，向来抱定要干便干，自己站在前线打仗，决不愿在幕后操纵”之言，被记者概括为“要干便站在前线”，取作标题（《晨报》，1927年1月16日）。实则不仅从政，梁之治学也有此作风。
（44）梁启超：《与适之老兄书》（1920年10月18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2页。
（45）《胡适致陈独秀》（稿），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9页。
（46）参见梁启超《孔子》与《墨子学案》，见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第9、14、23、33、36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6、8、54—56页。《墨子学案》附录二文即《墨者及墨学别派》与《墨子年代考》应非课堂所授，故不计入。
（47）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见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第1页。
（48）因梁启超与胡适对于《墨经》各篇著者看法不同，故胡适放在“别墨”中论述的内容，在《国学小史》的“墨子”章也有讨论。
（49）梁启超：《自叙》，见氏著：《墨子学案》，自叙第2页；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见梁启超：《墨经校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后序第2页。
（50）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见氏著：《墨子学案》，第175页。
（51）三文均收入梁启超《墨经校释》一书。
（52）收入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作为《梁任公〈墨经校释〉序》附录二。
（53）胡适1922年3月5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570页。
（54）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3日。
（5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6日。
（56）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5日；《老子哲学》，《哲学》第1期，1921年5月。
（57）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3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5月（第2版），蔡序第3页。
（58）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4、13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5、42页。
（59）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4日。
（60）胡适1929年1月20日日记，见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352页。
（61）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3、16日。
（6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85—187页。
（63）中国之新民：《子墨子学说》，《新民丛报》第49号。
（64）梁启超：《墨子学案》，第79页。
（6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85页；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7日。
（66）参见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7日；《墨子学案》，第108、109—112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202—203页。
（67）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86—187页。
（68）梁启超：《墨子学案》，第111、112页。
（69）中国之新民：《子墨子学说》，《新民丛报》第49号。
（7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66—175页。
（71）参见梁启超：《墨子学案》，第15—16、21页；《子墨子学说》，《新民丛报》第49号。
（72）梁启超：《墨子学案》，第66—67、74、78页。
（73）梁启超：《墨子学案》，第81—82页。
（7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94、98、96、109页。
（7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刊》1922年3月16日。
（76）梁启超：《孔子》，见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第9页，下引此书，仅在文中夹注页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10页。
（77）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7页。
（78）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时事新报》1919年2月4日。
（7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6版），第149页。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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