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老学派与新黄老学派的概念认知

黄老学派，也称黄老道学派。

何谓“黄老道学”？王充在《论衡》中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

黄老道学，即“黄帝”“老子”一脉相承的以“道”为核心的治理思想主张和社会应用、自我成就学说。

外界学者普遍认为，黄老道学派是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道家学派，她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其代表人物是宋钘、尹文、环渊、慎到、彭蒙、田骈等人。而能够代表黄老学派思想成就的系列辉煌巨著，主要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以及《管子》、《文子》、《慎子》、《田子》、《蜎子》、《鹖冠子》、《尹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王充的《论衡》等。

当代知名黄老学派研究学者李海波认为：黄老道学派在“圣人因天”的最高标准指导下，以“清虚”“卑弱”的姿态为契入方式，以“因”、“循”、“治”、“化”为主要手段，以“无为而治”为理想目标，为“天地人”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和“人事物”社会系统的发展有序，提供了极具生态指导价值的道术兼具的思想体系和解决方案。

在先秦时代，史家笔下的“道家”，其本质就是黄老道家。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鹖冠子眼里，只有“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要想成就一番真正利国利民的事业，或者欲使事业兴旺发达，就一定离不开掌握有道术的黄老术数之士。故而，《鹖冠子·度万》总结称：“事功顺道，名尸贤圣。”

在二千余年绵延不绝的学术薪传与时代变局中，黄老学派的思想智慧曾经高调入世，创造了越国复兴、齐国辉煌、文景之治、盛唐气象等让人精神振奋的盛世文明，也曾在历史上遭遇“独尊儒术”“扬佛抑道”的排挤打压，隐匿于魏晋玄学、天文史家、数术占卜、军事智囊及道教修行之中，抱残守缺，掩藏珠光。

为了有别于先秦时期、西汉时期的传统意义上的“黄老学派”，我们姑且将当代黄老学派学者李海波奉献给社会的，以《中国道商》学科知识体系的系列图书著作为学术先锋，以《隐态战争》、《符号竞争》、《创意兵法》为特色精华，以传统黄老学派传世经典的时代解读为智慧后盾，以《治炁管理学》为思想中枢的“新时期黄老道学智慧应用体系”，定名为“新黄老学派”。

所谓“新黄老学派”的“新”，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黄老学派”而较，时代气息新、取材立意新、思想观点新、参与人群新、推广方式新。事实上，以李海波为代表的“新黄老学派”在对传统黄老学派的学术思想深度发掘和提炼整理上，发前人之未发，取古人之忘取，植根经典，把脉时代，更显古朴纯正。

新黄老学派，将以全新的风貌、风骨和风姿，给真正热爱道学文化思想的有智之士们，提供中华传统文化最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思想盛宴。

二、黄老学派的创建渊源与历史成就

黄老道学这门学术体系到底是由哪一位高人创立的？黄老道学派创立于何时？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创立的？由于文献的湮没，后世人对其创立者和传承体系、学术主张一直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了范蠡身上。

范蠡，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陶朱公，约出生于公元前520年，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学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是老子道学第三代传人，中国“道商”的始祖，黄老学派的奠基者，被民间尊奉为“商圣”“财神”。

　　著名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先生在《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帛书《黄帝四经》引用范蠡的言论达十七、八条之多，从其中思想线索来看，便可看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在‘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论点，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等重要论题，都显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老子思想的入齐，范公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

范蠡是在什么前提下创立的黄老学派呢？当年，范蠡化名鸱夷子皮在齐国经商，由于其过人的商业智慧和社会成就，受到了齐平公与田常的联合邀请出任齐相。作为学者型官员，范蠡在“积著之理”的思想指导下，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学术建设。他将老子的道学思想与齐国的姜太公治政理念、管仲的治国策略相结合，又将遭遇外部危机而绝处逢生的“越国经验”与面临内部危机的齐国现状相参照，以日月升沉、赢缩转化的“天之道”，对应阴阳刑德、人权法治的“人之道”，安排组织相关人员记录和编撰了《黄帝四经》和《管子》等黄老学派系列思想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遗产。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管子》一书“中心是黄老之学的论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都好奇《黄帝四经》和《管子》二书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多达二十三处的缘故。

　　或许，正是由于范蠡出越入齐，两度为相的特殊人生经历，和他对国家富强天下和平的成熟深远思考，使得他对老子的大道之学的理解由“本体论”转向了“实践论”。在道术并用、道法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在“持盈、定倾、节事”的系统分类下，重点探索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黄老道学，为我们更进一步接近老子“修之于邦，修之于天下”的大成境界，提供了极具可行性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运的成熟，范蠡在齐国“无为而治”留下的大量思想遗产，也终于在百年之后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经过田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等几代君王的努力，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成功创办并全面推广。这所具有智库咨询性质、教育培训性质、学术研究性质的稷下学宫，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世称“百家争鸣”。

在“百家争鸣”那个思想生辉的时代里，许多闻名天下的思想学者如申不害、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人才的广泛聚集和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使黄老道学在那段岁月里被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另有一部分学者虽非黄老学派人物，但其思想主张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黄老道学的影响。如“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其思想或受益于范蠡“神主气之精……百里之神，千里之君；千里之神，万里之君”的影响，而孟子那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千古名言，与范蠡“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更是惊人的相似。儒家还有一位集大成者的学者荀子，他接受了道家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和黄老学派的“精气”说，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一传统儒学“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将儒家有意志的“天”，改为自然之天、物质之天。在荀子的思想观点中，他认为“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之天职”；“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这番言论亦暗合范蠡的“黄老”道学思想。

范蠡以其承传的道学思想体系，不仅亲自辅助勾践开创了“於是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谋，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之先河，帮助了越国“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举国共富盛景。还创下了“一枝独盛，压倒百家”的学术繁荣，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人多、势众、成果丰的学派，并创造和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曾让全世界惊讶赞叹的汉唐盛世。

由此可见，无论是“黄老学派”还是“新黄老学派”，道商始祖范蠡都是不可逾越的核心灵魂人物。

三、黄老学派的思想总旨与核心要义

《汉书•艺文志》曰：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君人南面之术，就是君主治国的学说，在黄老道学派内部，被称之为“治道”。

黄老学派祖述黄帝、老子，而黄帝和老子都曾是“治道”的探索者、研究者和实践者。

  《易经·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淮南子·主术训》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穀蕃植。”

道家推崇的治世，也称“至德之世”，即道德最淳朴完备的“无治”时代。在至德之世，“浑浑茫茫，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那个时候，世人的纯朴道德没有亏缺失散，社会和事物都保持在它的自然本性上，没有一切人为的造作与刻意的治理，人和万物都处于悄悄地自然生长状态，人与天地万物共存，不分彼此。后来，随着智慧的开启和世道的衰落，治理天下的道术也就开始逐步呈现，社会从“无治”渐渐进入了“有治”阶段。

《庄子·在宥》曰：“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榖，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尔所欲问者，物之质也；尔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尔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作为天下的治理者，黄帝以“有为之法”行使治道，治理天下虽一十九年，但却渐违自然之理，以致于身劳神倦。于是，黄帝去崆峒山拜访广成子，请教最高层次的治道思想，即如何掌握“取天地之精”的技术，和如何实现有效管理阴阳二气来满足万物的生长。然而，黄帝的这些求取“治道”核心精要的想法，在广成子看来却是失本逐末的浅层智识，还达不到领悟最高层次“治道”的入门标准。

《庄子·在宥》：“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

当黄帝深刻领悟“治道”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智慧，是守本而非逐末，是“治内”而非“治外”后，他把“治天下”的宏伟目标减损浓缩为求取“治身”的简易法门，却获得了广成子的高度认同并悉心指教。

那么，黄帝在他的人生中，最终有没有掌握“取天地之精”“官阴阳”的治道技术呢？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治五气，即管理阴阳五行之气。作为黄老学派的精神宗祖，轩辕黄帝“治五气”是黄老治道思想的极高境界，通过对自然界五行之气的管理分配和开发利用，并对应类比于社会管理系统与农业生产系统，借助人天相应、人天相参的“道法自然”手段来实现社会整体的富强与发展。

老子是道学思想体系的始祖，他做过周王朝的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被要求广泛参与政府的各种活动，负责进行文字记录以及文献的保管、整理，是当时天下学术思想的保存者与集大成者。《隋书·经籍志》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老子在总结前朝“祸福、成败、存亡”的演变规律时，推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主张。老子认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人为的、繁琐的、表象的管理手段是肤浅的，它解决不了天下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他总结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而提出“以智治国，国之贼”的思想观点。

老子关于“治道”的论述观点，在他的思想著作《道德经》中俯拾皆是。如

《道德经·第八章》曰：“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研究“治道”的思想大家，老子不仅仅单纯进行学术研究和为周王室提供身为史官的建言献策，他还是“治道”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授讲者，天下学子无不仰慕其名，进行关于“治道”的系列咨询和真诚求学。

《庄子·天地篇》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丘，予告若……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庄子·应帝王》曰：“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天运篇》曰：“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黄老学派传承和研究的正统思想与核心精要，就是“治道”思想。抓住了“治道”思想的总纲，也就把握住了黄老道学派的根本所在。

《越绝书》也清晰记录了当初楚国宛令文种访贤于少年范蠡，他们所交流探讨的，也是治道的精华思想与现实应用技术。

“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而蠡得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

在黄老学派的思维视野里，所谓“治”，是相对于乱的状态而言。它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和形容词。道大而无外，也小而无内，无论是大到天地自然，政权国家，还是小到家庭组织，生命机体，若能采取一定的符合于自然法则的策略、措施和手段（治之术），使整体与个体之间保持和谐同步的有序发展状态，就可以实现大治。

虽然，“无为而治”是黄老道学派追随者们极力推崇和诉求表达的社会治理有序化的理想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无为”只是前提和必要的手段、策略，而“治”（或“善治”“大治”），这才是黄老学派学者终生不遗余力地研究并力图奉献的成果目标。

有学者指出认为，先秦时代的黄老学派，其本身不但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礼义仁爱的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从而融合了道家与儒、墨、名、法诸家的学说。事实上，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融六家之长的黄老道学派，他们所保持与强调的“治道”思想，才是诸子百家的真正精髓思想。

《礼记·乐记》曰：“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荀子·君道篇》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墨子》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管子》曰：“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

《韩非子》曰：“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

《庄子》曰：“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在先秦时代，道家诸子们纷纷围绕着“治道”这一核心议题，从各自立场认知阐述表达着独立的思想观点，或隐世或入世，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思想光芒。

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庄子推崇“同乎无知， 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的不治之治，他认为“伯乐善治马”和“陶者善治埴”“匠者善治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而同样被尊奉为商圣的道商第三代传人白圭，他从魏国相国的身份进入商业实践的领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俨然也是一位治道高手。

由此可见，真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绝非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以及谈玄论虚的华词丽藻。他是处处实用，句句诛心的高度智慧浓缩，是涵盖全面、影响深远的“治理”主张表达。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具有经世济民功用的治理思想体系，在中国道家黄老学派中得以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承。

今天，新黄老学派的道商学科知识体系，继承和集成了黄老学派“治道”的核心思想与系统策略。作为中国古老统御治理学说的保存者，道商将中国古代治道思想、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象数理论、丹道法诀和现代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有效结合和新的发展，完善和充实了它的具体内容，使《中国道商》学科知识体系成为了打通东西方文化和古今管理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也为完善和丰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治理思想体系，贡献了最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四、新黄老学派的时代意义与魅力特色

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一词便被广泛引用。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的复杂多变和世界经济的风云激荡，全球治理也被提上了世界各国首脑级峰会的重要议程。研究人士称，在过去15年中，国际社会科学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联合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的特殊阶段，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以“大国崛起”雄姿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亟待建立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参与全球秩序建设，表达和平公正诉求，引领启示未来潮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世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入手，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新标准、新高度之一。

中华文明的最高标准就是尊道贵德。传统的黄老学派融“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六家之长。新黄老学派立足于老子道学本身，而集中了“道家”、“道教”、“道政”、“道谋”、“道医”、“道艺”、“道术”、“道武”、“道商”九脉之思想精要。

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具有成熟教团组织性质的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黄老道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是致力于传承道学思想文化的主力军。事实上，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与民休息”“君道无为”的黄老思想在中央高度集权的高压下，彻底失去了庙堂之上的发展土壤，只有遁藏隐匿于民间。当年那些黄老道学派的学者们，他们一方面向文学、音乐、书画等艺术领域谋求精神寄托，逐步发展演变成后来风靡一时的“魏晋玄学”，使实用主义的黄老道学丢失了“治道”的根本核心。另一方面，汉武帝虽然打压“黄老学派”，但他却极度迷恋神仙方术长生不死之学。于是，部分黄老学派的追随者们便有意识地将黄老道学的思想智慧与天人感应、鬼神崇拜、神仙方术、阴阳谶纬之学结合，使黄老道学的精魂思想传承不绝于世。如东汉时期“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而汉桓帝则专事“黄老道”。

在历史的时代变革强力推动下，从“老子道学”到“黄老道学”，从思想奉献的“黄老道学派”到宗教信仰的“黄老道”，一步一步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宗教性质的教团组织。如正一盟威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史载他本是太学书生，博采五经，“邃于黄老之道”，七岁时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张道陵不但把自己对“老子道学”的领悟著作成《老子想尔注》，他还承袭了黄老学派中黄帝“治五气”“官阴阳”的最高治理思想，和文子、范蠡一脉“明于治岁”的道术策略。在此基础上，张道陵独创性地创建了“二十四治”治区管理模式。此后，张道陵之孙张鲁在汉中还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不断的乱世之中，实现了“百姓殷富，流民归之”的短暂安定，成为美谈。

在学术思想观点上，新黄老学派独创的“治炁管理学”承袭了黄帝、范蠡、张道陵天师一脉相承的最高层次“治炁”理论和技术，“隐态战争”则充分沿袭了《阴符经》“盗”“贼”和《鹖冠子》“夜行”“阴兵”的思想精要；“符号竞争学”继承、整理和发扬了《尹文子》名家思想观念，“吉祥象数设计体系”是对传统易学中“象”理论的创造性、实践性运用，而“六图模式”、“五元模式”“五财生克图”等系列思维图则充分体现了新黄老学派的原创智慧，并已申请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传统的黄老道学派研究的主要领域，体现为“政治治理体系”、“兵法谋略体系”、“经济富强体系”、“商业发展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身心管理体系”等领域。如黄老学派的奠基者范蠡，他不但是闻名千古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也是道之学者，商之圣者。范蠡不但是中国最早从事淡水养鱼技术的开发者，绍兴城的总建筑设计师，也是民间公认的“兴陶祖师”“造缸先师”，他曾参与了越国青瓷的技术研发和改良创新，发明了十六两天星秤和如意、琉璃等工艺产品，并在上海围海造田进行黄浦江最早开发。

新黄老道学派除了对传统黄老道学的研究领域进行整体传承外，也对“商业发展体系”“兵法谋略体系”“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符合时代特性的重点研究，并形成了以《中国道商》学科知识体系为首要的新黄老学派系列思想著作，其内容涵盖“生命体系”、“事业体系”、“兵法体系”、“智慧体系”、“形象体系”、“伦理体系”、“人才体系”和“产业体系”八大系统。此外，新黄老学派通过对道教、道医、道武、道艺等脉系的有效继承，融入汇集其特色内容，在传统黄老学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符箓道法体系”、“数术预知体系”、“丹道內炼体系”、“玄门武技体系”、“艺术修养体系”等，为新时代的黄老道学研修者们提供了一个博大包容的学术思想系统和立体宏观的全局视野。

在学术传播的功能和手段上，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黄老道学派主要体现为“学术研究”、“智库服务”、“传承教学”这三大功能。如司马迁曾专门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对西汉初年的黄老道学派传承脉络作了整理：“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新黄老学派在“学术研究”、“智库服务”、“传承教学”这三大功能的基础上，更增加了“产业经营”这一跨时代的功能，从“知”到“行”的跨越连接，使“三条腿走路”的模式演变为“四方贯通模式”，更具发展特色和时代风范。

“道商”是老子、范蠡一脉相承的道学思想子体系，它的核心要义来源于以《道德经》为纲领的黄老道学思想体系中。道商文化上承黄、老思想旨要，倡导“道商合一，阴阳两利，上富其国，下富其家”的价值核心。其尊道贵德、重生保命、执一守中、扶弱共富、顺乎自然、兼利天下的思想观点，对今天我们所直面的社会发展观与生态自然观，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范蠡“道商”思想的正宗传承者和创新发展者，我们今天将《中国道商》学科知识体系纳入“黄老道学”思想体系中，这绝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