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从汉惠帝到汉武帝之前，约70年间，盛行黄老之学。黄老之学，“黄”指假托的轩辕黄帝，“老”指老子。相对先秦道家而言，黄老之学亦可称为新道家。新道家的兴起，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民力困乏。《汉书》记载：“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汉初初步提出以黄老术治国的，当推陆贾。陆贾曾献给汉高祖刘邦《新语》一书，书中内容虽不尽为道家言，但重点总结秦亡的教训在于：“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为此，他率先在汉初谋臣中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敝。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陆贾在奉行黄老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其后，汉文帝、窦太后及汉景帝，都酷爱黄老思想。当时的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都“好黄老之术”，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曹参。曹参初为齐相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富，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升任汉相国，继续在全国推行“清静无为”的方针，卓有成效。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称美焉。”并记录了当时的一首民谣：“萧何为法，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由此可以概见黄老之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

  黄老之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景帝时在理论上趋于成熟。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司马谈做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墨、法、名、明阳各家，说长论短，互有褒贬，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似无缺憾。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懦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司马谈所论道家，是继承老庄思想，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社会发展经验，兼综诸家之长的新道家。

  汉初新道家的理论形态，可以《黄老帛书》为代表。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一般认为是源出于战国末而流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

  (一)以“道”(或“一”)为本的唯物主义本体论

  《黄老帛书》的最高范畴是“道”，是“一”，  “道”即是“一”。《道原》：“恒无之初，迵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晦明。”“迵同”即通同、混同之意。在天地未形之前，宇宙只是混沌一片、晦明不分的太虚。太虚即是“道”，即是“一”。《十六经·成法》：“一者，道其本也……一之解，察于天地；一之理，施于四海。”“一”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天地、四海皆由“一”而生。《道原》：“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知其形。”这个无形无名的本体，就是“道”，就是“一”。

  (二)“执道”、“循理”的规律论

    所谓“执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经法·道法》论执道的重要性云：“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畔，富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也就是说，只有掌握规律的人才能明白天道“极而反”的法则，了解社会生活中君道与臣道的区分，周密观察各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而不抱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样，就能做到认识精纯，思维开阔，成为天下是非的准绳。“执道”就必须从根本上着眼：“执道循理，必从本始。”所谓“循理”，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各种具体事物。《经法》指出：“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顺逆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在遵循总的规律的同时，还要顺应万物的具体规律。

  (三)“审时”、“守度”的方法论

  所谓“审时”，即在处理各种事物的过程中，要善于掌握时机，并及时捕捉事物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做好事物的转化。《黄老帛书》强调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圣人之功，时为之庸。”《黄老帛书》认为，时机是客观的，不能凭主观臆测，
只能如实认识：“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黄老帛书》提出运用时机要迅捷、果断、机密：“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末可，涂其门，勿见其端。”总之，《黄老帛书》认识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人反为之客；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这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所谓“守度”，就是掌握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界限。《黄老帛书》提出日常运用的八种度数，即规、矩、绳直、水平、尺寸、权衡、斗、石等，并说：“八度者，用之稽也。”《黄老帛书》进一步指出：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都各有其“度”。使民要有”恒度”，赋敛也要有度，倘若“变恒过度”、“过极失当”的话，就会妨害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在此基础上，《黄老帛书》明确主张“处于度之内”，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方法。

  (四)“以阴阳明大义”的矛盾论

  《黄老帛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天有晦明，地有山泽，物有白黑，事有善恶，“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黄老帛书》不仅承认事物是对立的统一，而且承认矛盾双方相互对立斗争，  《十六经·姓争》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因此“不争亦无以成其功”。同时《黄老帛书》认识到，斗争是必要的，但一味斗争又是不可取的，它提出“雄节”和“雌节”这对特殊范畴，用来区分两种斗争策略和方式，《十六经·雌雄节》说：
“夫雄节，满之徒也；雌节，谦之徒也。”“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经法·名理》也说：“以刚为柔者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

  综上所述，《黄老帛书》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总结战国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既肯定“今天下大争”，“无争亦无以成功”，又强调坚守雌节，善于斗争。就理论思维水平而言，它融铸先秦道、法而又超过先秦道、法；就现实意义而言，它对指导汉初数十年“清静无为”的政治统治，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封建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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