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发展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有源头

　　中华儿女也称为“炎黄子孙”，这有历史渊源。黄帝和炎帝是中华远古传说中的人文始祖，经过文字加工，他们的事迹记载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一书中，从黄帝开篇叙述中华历史。炎黄时代距今5000多年，当时中原氏族部落开始统一，国家雏形已成，文字初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基础。我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进行了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史记》从黄帝开始叙述中华历史，是有道理的。

　　黄帝葬于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历代在这里举行祭祀黄帝陵的大典，具有重要意义。1937年国难当头，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祭黄帝陵文》，这样歌颂始祖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同志在祭文中表达了中华儿女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决心。他在另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祭黄帝陵折射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在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就是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二者结合的科学表述。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原创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

　　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和西方古希腊走的道路不同。中国保留了氏族血缘传统，在思想观念上由此形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信念。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走向，把文化的“本根”家庭放在第一位。“本根”有二义：一为来源，一为原创性文化。这二者有联系，但不能等同。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

　　诸子百家之学主要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所谓“天道”，泛指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引起讨论，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周易》中有这样的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文明”的同义语。

　　最早用“家”（学派）来称呼诸子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即道家）。《史记》高度评价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称他为“至圣”，列入“世家”，又为孔子的弟子们书写列传。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对儒家的某些不足，司马迁也有所批评。《史记》肯定道家创始人老子在理论上的贡献，但对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则有所商榷，并不赞同。

　　汉代文献整理大家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史学家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上述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至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可以称为“家”，则有疑义。“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局面，构成中华文化中的原创性文化。当时不同的思想学派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相反而相成，犹如奔腾的大河，源源不断，反映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状况。这些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他这样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是很有道理的。老子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庄子关于人怎样才能达到“与人和”“与天和”的论述等，虽然其中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但是上述思想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写下了不朽篇章，成为中华民族在生衍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也影响了人类文明。

　　中华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不论是哪一个朝代，如果否定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将会有怎样的历史命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统一文字，推行规范化的秦篆（小篆），这些为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秦国一直坚持“严刑峻法”，漠视西周的礼乐文明和“民本思想”，实行“焚书坑儒”的虐政。广大农民的劳役地租十分苛重。农民不堪重负，遂揭竿而起，推翻了秦朝统治，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可见，历史是无情的，谁抛弃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谁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形成

　　汉并天下后，经过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汉武帝刘彻询问大臣：应当采取怎样的文化国策？大儒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建议重用儒生、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大局面。汉武帝在位54年，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

　　儒学重视文化的传承创新，这体现在孔子对“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的整理上，并以此教育学生，使文化得以传承。后来，因时势需要，经书从“五经”“七经”再到“九经”，宋代成为“十三经”。经书的增加反映了社会的需要。而儒家经书里讲的道理，其影响遍及全社会：历代的官方经籍、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学家规家教无一不和儒学相关，这些都产生了深远的思想文化影响。

　　东汉时期以儒学为主流，但对非儒学的文化典籍并不用强力加以排斥，甚至对儒学有一些批评的著作，如王充的《论衡》，其中有“问孔”“刺孟”篇章，仍然可以流传。东汉初，外域文化的佛教传入，国家并未取缔，历经几百年，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会通，产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中国化佛教。而儒学由于吸取了佛学的某些文化因子，发展为宋明理学（儒学的深化发展）。

　　这样，从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为祖国疆土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构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其中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我们的共识

　　今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还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这些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学界已有多年研究讨论。我以为可以这样归纳：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是历史上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其中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二者密切结合。我们还要借鉴人类的优秀文化，经过消化吸收，使其转化为我们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这些有机地统一，就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作者张岂之，著名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